企业战略与绩效的关系

英国政治哲学之父詹姆斯·哈林顿(1611-1677,James Harrington)(在他之后涌现了洛克(Locke)、休谟(Hume)、伯克(Burke)等哲学家和《联邦主义者文集》(Federalist Papers))在他的著作《大洋国》(Oceania)中提出了“财富是权力的源泉”的观点。他认为,17世纪40年代爆发的英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财富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大地主的手中。那场革命推翻了独裁政府,建立了代表新兴财富拥有者(地方乡绅)的议会政府。

在过去50年里,人口的变迁改变了所有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格局。我们现在开始看到权力的分配也随之发生变化。富裕的(虽然没有发大财)、由非体力劳动者构成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平均寿命的延长,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产生的主要原因。现在,在现代发达国家,这些机构成为主要资产(即上市公司)的法定“拥有者”。

美国是这种现象的发源地(在我1975年出版的著作《看不见的革命》(Unseen Revolution)中,我第一次提到了这种现象,该书1993年再版,更名为《退休基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因此,代表将来靠退休金生活的人的利益的机构,现在拥有美国所有上市公司至少40%的资产,而且拥有大型上市公司资产的比例可能超过60%。同样,他们在英国也有资产。同时,他们在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也开始拥有企业的资产。随着财富上的转移,我们也看到权力在发生转移。

目前,这种现象引起人们对公司治理(governance of corporations)的广泛争论,而这场争论基本上是围绕着“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表谁的利益”这个中心展开的。同时,财富和权力的转移也成为在公司治理方面明显突出“股东权益”的主要原因。在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同样的争论也开始浮出水面。

迄今为止,任何国家都不认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完全或主要代表股东的权益。在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普遍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均衡地代表各方(客户、员工和股东等等)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含糊其辞,也就是说企业不用对任何人负责。英国或多或少地有同样经历。在日本、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们一直认为大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和保持和谐社会,其实际的含义是,大企业要代表着体力劳动者的利益。

这些传统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在美国最新出现的观点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只代表着股东的短期权益。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而且肯定需要修改。

将来,越来越多的人的经济保障(即安度晚年)日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投资,即作为业主取得的收入。因此,企业对绩效的重视会给股东带来最大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偏离方向。然而,股东想要的不是眼前的收益(包括所得和股价)。他们需要的是为今后二三十年提供保障的经济回报。但同时,企业将日益需要满足知识工作者的利益,或至少重视他们的利益,以便吸引和留住他们所需的知识工作者,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关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问题,请参阅第5章)。

传统的德国或日本企业代表的是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而将来,体力劳动者会越来越变得不重要,同时,把“和谐社会”作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绩效目标的传统观点也随之变得不重要。

因此,现在关于公司治理的争论只是大规模讨论的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规定“绩效”在特定企业,特别是大型上市公司中的定义。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短期结果(即目前强调的股东价值所指的含义)与企业的长期繁荣和生存之间取得平衡。即使从纯粹的财务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都是全新的事物:企业需要保持三四十年的生命力,即在投资者达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后,企业仍旧能保持正常经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目标,太理想化了。成功企业的平均寿命过去都没有超过30年的。因此,我们需要就“绩效”在企业中的含义发展出新的概念。我们需要发展出新的评价标准。但同时,我们需要采用非财务的手段定义绩效,使得绩效的定义能够适合知识工作者的特点,并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不是一种以财务手段衡量的回报,而是“价值”上的回报。

因此,所有组织都需要思考一下绩效的含义。过去,它的含义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现在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战略越来越需要以绩效的新定义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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