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权竞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有哪些？

上市公司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不同持股比例的股东对公司治理有不同的参与程度，表决权就是其参与的工具。代理权争夺具有的独特内涵和特征，使其和公司并购一道成为公司控制权市场上公司控制权转移的两种主要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代理投票权竞争是股东运用这一工具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中体现，其过程与结果涉及公司控制权配置、管理者约束等方方面面，对公司治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代理权竞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代理权争夺提高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在代理权争夺中，持有异议的股东为保证代理权争夺成功，就要动用更多的资源，使公司信息尽可能向股东公开。相反，管理者则努力控制对其不利的信息，以使大部分股东反对持异议股东提出的代理权争夺。这样，在双方反复较量和争夺的过程中，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必然随之提高，这有利于降低所有者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所有者能更好地监督代理人，同时也使代理人的不良行为受到约束，从而有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第二，代理权争夺提高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表决权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工具，但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和获取信息、参与投票成本的存在，大多数中小股东往往放弃其表决权。这样，上市公司特别是股权较为分散的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往往成为大股东的大会，公司治理的主动权掌握在大股东手中，小股东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强。但在代理权争夺中，中小股东的力量备受重视，是现任管理者与持异议股东争取的对象，双方竞相提出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政策，特别是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使中小股东的意志得到充分体现，中小股东的广泛参与在其中能起决定作用。代理权争夺实际上建立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一条新途径，有利于充分表达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

第三，代理权竞争对大股东和现任管理者形成压力，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代理权争夺作为一种管理约束机制，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管理层具有惩罚威慑的作用。一般认为，管理层经营不善、管理效率低是遭遇代理权争夺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不管代理权争夺的结果如何，都将直接危及管理者的去留问题，因而对管理者具有惩罚作用。即使是持异议股东的方案被否决或是持异议股东与管理者在争夺代理权中最终达成某种妥协协议，管理者也会采取改良的政策甚至按照持异议股东提出的方案来进行公司经营战略和决策的调整，进而提高公司资源的利用价值，避免再次成为代理权竞争的目标。同时，在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大股东通常控制了公司管理层。因此，代理权竞争的矛头必然指向在位大股东，从而对大股东形成外部压力，迫使大股东改善公司治理以提高公司绩效。

股东之间的代理权争夺有利于降低公司代理成本，促进公司价值的提高。Peter Dodd和Jerold B.Warner研究了在纽约和美国证交所交易的企业1962—1977年间的96宗代理权争夺战对股东财富的影响情况发现：第一，虽然持异议的股东实际仅在25%的争执中获得控制权，但超过75%的企业由于争夺而提高了价值。平均而言，在争夺期间股东获得82%的超常回报；第二，无论发起代理权之争的目的是获得控制权还是仅仅为了参与董事会，股东都可以获得超常收益；第三，在争夺期间的股价的上升，并不受争夺的结果的影响。但持有异议者是否获得董事会的多数席位，则对股东收益的大小有影响。

必须说明的是，代理权竞争需要有一定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如竞争的股票市场和健全、完善、执行良好的法律制度；股权足够分散，股票市场的容量足够大，使得没有任何人能够操纵市场；有可靠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监管制度；股票必须实现同股同权同利，具备良好的流动性；等等。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为代理权争夺提供了更有利的市场环境，从而有助于提高代理权市场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代理权争夺案例

1994年春的“君安事件”是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首起有轰动效应的代理权争夺。当时，由于在熊市中包销大量余额B股而成为深万科大股东之一的君安证券公司，通过取得委托授权的形式，联合持有深万科总计达12%股权的四大股东突然向原董事会发难，提出对公司经营决策进行全面改革，但随后不久挑战者同盟中的一名大股东临阵倒戈，撤销了对君安的委托授权，并表明支持原管理层，最终使君安改组万科的计划不了了之。

尽管代理权竞争没有成功，但是万科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表现出对部分君安所提建议的逐步吸收。君安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收缩战线，放弃贸易、零售、投资、工业等活动，集中力量发展房地产业。在君安建议公布后的第一个年度，万科公司的贸易及商业收入就比上年度下降46.82%，这使得房地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上升。1996年起，房地产收入一直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0%以上，实现了君安建议中收缩战线、提高业务透明度的建议；君安减持所持申华流通股的举动也表明，君安建议中对万科投资业务的批评，逐步被采纳。君安建议中要求万科对非房地产业务的子公司，除保留文化经营项目外，其余应当或转卖或清算。万科对这一建议也是逐步“接纳”，如转让或清算怡宝饮料有限公司（1996年）、万科工业扬声器制造厂、万科供电公司（1997年）、深圳万科工业有限公司、万科机械加工厂、万科礼品设计制造公司、深圳国际企业服务公司（1998年）等。其中，转让当时盈利能力颇强的怡宝饮料有限公司，尤其能说明万科公司收缩非主营业务的战略。

1998年，金帝建设的董事会选举中，持公司20.7%股份的第二大股东通过收集委托投票权等手段占据了董事会全部席位，而占公司26.48%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上海新绿企业公司无一人进入董事会，从而使上海新绿企业对金帝建设的控制权彻底旁落。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自1999年7月1日我国《证券法》实施以来首次大规模使用“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争夺表决代理权的形式。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胜利股份）是由山东省胜利集团公司（下简称胜利集团）为发起人，以集团核心企业“山东省胜利物资总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折为国家股，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向法人及内部职工募集股份设立的，主营塑料管道、精细化工、进出口贸易、油器经营。胜利股份于1994年5月正式设立，1996年6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截至1999年年底，公司总股本21780万元，前五大股东持股情况为：胜利集团24.17%、国泰君安8.40%、胜邦企业6.98%、山东省资产管理公司3.5%、润华集团3.36%。广州通百惠公司主营企业服务网、社区服务网和网上企业孵化器，并拥有一系列网站，正欲借助资本市场谋求快速发展。2000年1月10日，通百惠公司以每股1.06元的价格竞买成功，购入胜利股份3000万法人股，占总股本的13.77%，在1月28日交割后，成为胜利股份第一大股东，并于次日予以公告。

成为胜利股份第一大股东后，通百惠公司向胜利股份董事会提交了董监事会提名人选，被董事会拒绝。3月4日，胜利股份再次公告，指出因通百惠对董事会关于董监事推荐程序、方式和数额持有异议，决定对其推荐的两名董事、一名监事不予提名，并提出了自己的董监事人选方案，从而引发双方的人事争端。胜邦和通百惠分别公告，继续增持股份。最终，胜邦、通百惠持股比例分别达到17.35%和16.66%，胜邦仅以0.69%的微弱优势居于第一。

2000年3月17日，通百惠在各大媒体上打出“你神圣的一票决定胜利股份的明天”大型广告，并在证券和网络媒体上公开征集代理委托书，开始了对中小股东表决权代理的征集。胜利股份的流通股超过50%，大量散户的立场将对控制权的转移起决定性作用。3月27—29日，通百惠再次大规模地公开征集股东授权委托书。通百惠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公开征集中小股东的投票委托书，引起中小股东的共鸣，三天之内共征集有效委托2625.7781万股，占总股本的10.96%，与会代表股份的15.197%。加上3月16日所持有的胜利股份法人股3630万股，共持有6255.7781万股，占胜利股份总股本23958.8758万股的26.11%，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股份17267.744万股的36.21%。2000年4月4日，公司对股东大会决议予以公告，至此通百惠与胜邦的表决代理权之争告一段落。虽然结局是胜邦继续掌握胜利股份控制权，但值得强调的是，委托书授权大大增加了通百惠参与控制权之争的筹码。

从上述几例事件来看，代理权争夺实际上建立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一条新途径，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形成制约，有利于公平对待公司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作为公司的一种外部控制机制，代理权争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已完成了数例实践。从效果上看，其对加强公司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调整公司发展战略、促进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等方面均起了一定作用。但从我国发生的几家代理权争夺的公司来看，都是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而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特征，这不利于代理权争夺的发生，也难以充分发挥代理权争夺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